他年少奋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他挥斥方遒，为中华之明日而革命

他日理万机，为让世界认识中国而奔走

他鞠躬尽瘁，为中国能有今日死而后已

他，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大功无碑，功在人心。“心碑”无形，却能不朽。

周恩来，他的名字，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怀念；他的精神如石刻一般，永远镌刻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里。

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却周恩来总理作为建国初期中国科学技术的总设计师，在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为之后几十年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首次提到半导体

1954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5年6月，周恩来出席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的成立大会。

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周恩来随后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科学规划”）。他有远见地提出和确定了四项“紧急措施”，即大力发展计算机、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并将新技术应用于工业和国防。周恩来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大会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以较大篇幅详尽地谈论了中国的科学研究问题。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中，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更为密切地关注着外部世界的发展和变化。

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仍然很落后。世界上已经取得的很多科学的最新成就，中国还没有掌握和利用；中国在建设中遇到的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不能独立解决，还离不开苏联专家的帮助；甚至国内现有的技术力量，也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利用。

周恩来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两种倾向：

一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认为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需要靠苏联的援助。其结果是一辈子不能脱离依赖和模仿的状态，妨害了我国科学的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

二是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没有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致在力量的分配上不能保持适当的比例。

尽管周恩来指出了纠正这两种倾向的方法，但是在此后的20年间，这两种倾向总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不同的方式干扰、影响着中国科学技术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周恩来为了排除这两种倾向的干扰，殚精竭虑，耗尽了毕生的心血。

当时，为了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有效地解决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规划小组曾提出“以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周恩来听后，迟疑了一下，问道：“那么，还有一些任务带不起来的学科怎么办？”他沉思片刻，接着又问：“是不是再补充一个基础科学的规划？”

周恩来的这一提问，让规划小组的成员们顿时茅塞顿开，立即对一些特别重要而在中国却很薄弱，甚至还是空白的学科，如电子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原子能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采取了紧急措施。

周恩来高瞻远瞩，仅仅一句反问，就点到了问题的要害，为中国在此后不太长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某些重要尖端技术，为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1月21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取了科学院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等科学家关于物理数学、生物地学、技术科学等科学工作的报告。31日，由周恩来挂帅，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远景规划小组。

3月10日，科学院三个学部和秘书处根据科学规划初稿提出53个重大项目。

3月14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

规划委确立了两大任务：一是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二是在全国组建科学机构，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全面展开。规划委所属的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由华罗庚任组长，26位委员中有21人曾留学国外，30多岁的有6人，委员都是科学家和数学家，依才聘用并不按资排位。

半导体产业列入科学规划

周恩来对发展电子计算机是十分重视和有远见的。他认为中国应该迎接“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里的新的革命”。

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认为，世界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象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

周恩来用“电子自动控制机器”指代电子计算机一词，不仅是用词斟酌，也反映出他对将电子计算机列入科学规划的意愿和中央决策的谨慎态度，而在大会讲话时，他直接提出“计算机是新的技术革命”。

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讨论中，电子计算机曾一度被认为未来发展前景是不明朗的，科学家们在讨论计算机的起步和发展时，有赞同的，IC芯片代理商-全球电子元器件采购平台 有疑问的，当然也有反对的。

许多人认为研究和发展计算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当时新中国经济实力有限，一个电子元件生产都要靠外国帮助，科研机构的楼舍、汽车和电话都不够用，想生产那种谁都没见过的计算机，谈何容易。

经过几周的讨论，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就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工作，提出“先集中攻坚，后分散展开”的方针，得到多数人赞同，成为实施科学规划的一个基本原则。

8月21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及附件出台，其中规划纲要第41项就是关于“计算技术的建立”，以电子计算机的设计制造与运用为任务主要内容，并对预期结果、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国现状、解决任务的科学途径、大体进度、组织措施和国际合作进行了具体说明。自此，电子计算机纳入到科学规划内容之中。

根据周恩来指示，中国科学院迅速集中力量筹备，决定腾出西苑大旅社的三栋客房楼，给自动化、电子学和计算技术三个研究所的筹委会使用（半导体专业为研究室），并加快中关村的科学院楼宇建设。

“四项紧急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电子工业是由军委通信部管理的。1951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信工业管理局局长王诤《关于建设无线电零件厂和电子管厂的报告》上作出批示，表示同意，并对设计、布置、贸易谈判等问题作出具体批示。

1953年1月，由华罗庚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研究组，任务是“研究电子计算机的原理和设计，并实验其主要部分”。经周恩来批准，1953年电信工业局终于成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所属的738、718、774等一批北京酒仙桥地区的电子工厂，都参加了电子计算机的生产，我国计算机产业在此起步。

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致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苏联方面派出机械数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自控与远程操纵、无线电工学等16门学科的科学家来中国短期讲学，并帮助拟定科学规划。这些学科都是中国科学界的主要空白点或薄弱环节。3月22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同意派出16位专家来华工作。

3月29日，苏联科学代表团到达北京。在准备接见代表团时，周恩来注意到代表团16位专家名单中有6位专家的专业是从事微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和通信等新技术领域的，这引起了他的思考。

当周恩来得知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文字处理与解析功能如此强大，在国外军队中已成现役装备，而我国对计算机的应用方面却还是空白时，立即有了强烈的紧迫感。他认为必须下定决心大力追赶，计算机必须和军事联接，必须尽快应用于工业生产。

随着周恩来对计算机等新技术的认识的不断深入，他感到发展计算机在国家的工业生产和国防方面的应用是一项非常必要和紧急的任务，并因此提出和制定了一个“紧急措施”。

1956年5月20日，“紧急措施”由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国务院审议，7月5日，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式印出“四项紧急措施”文本。

“紧急措施”包括计算机、半导体

“紧急措施”包括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这四个领域都是我国当时发展还是很薄弱，但极具战略价值的科技门类。

1957年1月1日，按照周恩来的要求，“紧急措施”的执行单位中国科学院、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签订了“合作发展中国计算技术协议书”。

1957年中国向苏方提交的“中苏科学院合作项目表”，第一项就是计算技术，“计算技术科学研究与工业基础的建立”成为苏联帮助中国进行的重大科研项目。

计算机是一场革命

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科学规划，使中国的计算机科学从一个研究小组发展为专业研究所，北京中关村成为“计算机的摇篮”；“紧急措施”使电子计算机成为我国的一个涵盖科研、教育、工业，国防的新兴产业，计算技术和计算数学从科学学科提升为国家重器。

1969年5月24日，周恩来在905乙计算机的立项报告书上批示：“照办，如可能，争取更快一点。”

经过23个省市协作，上海研制了集成电路，在科学家金怡濂等人的带领下奋力攻关，该项目终于在1976年12月研制成功，这是我国大型计算机从单机向并行模式迈进的重要转折点，也实现了周恩来决心发展计算机产业的愿望。

今天，中国的尖端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我们深切缅怀周恩来为中国的科技现代化作出的丰功伟绩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他曾经说过的话：“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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